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掀起了研究明代建文帝的热潮，福建省宁德市是其中较为突出的建文帝研究中心之一。不少学者认为，现今各地兴起的建文帝研究，大多缺乏过硬的文献记录和史料传续，所谓的建文帝隐居地及其遗迹，处于疑似之间，因此没有历史学的学术价值。实事求是地说，这部分学者的观点，从纯粹的历史学学术意义上讲，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并且跨越历史学求真求实的学术原则来审视这一问题，那么近年来所兴起的建文帝研究的热潮，其所存在的文化意义，则又是我们所不可忽视的。
一、不同历史时空的道德价值观变迁
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除了在于对以往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求真求实之外，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历史学家对于以往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客观评价。然而要对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进行客观评价，这就需要秉持一定的道德价值观作为尺度，从而对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做出符合时代道德价值观标准的评价。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所谓的“道德价值观”标准尺度呢？毫无疑问，所谓的“道德价值观”是跟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变迁的。从夏、商、周三代以迄明清近代时期，我们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以来，随着商业化社会的加剧和国际化的推进，有些所谓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使得我们今天来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往往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其中关于武大郎、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的情节，是大家所熟知的。数百年来，人们一直以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淫乱为不齿，同时也为武松杀死潘金莲、西门庆而为兄长报仇的悲愤行为叫好。数百年来人们对于潘金莲、西门庆的不齿和对武大郎、武松的同情，毫无疑问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女子“三从四德”的道德价值观的评判标准而得出的社会基本共识。然而到了现代，这种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观已经不被一部分人所接受，于是大概二十年前吧，有地方戏剧对《水浒传》中潘金莲、西门庆的评价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认为潘金莲嫁给武大郎，是封建社会强加给潘金莲的非人性婚姻，是对潘金莲人性的摧残，而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勾搭成奸”，正是他们追求自由恋爱的结晶，是爱情的真正体现。武松残忍地杀害了潘金莲和西门庆，反映了武松作为一位封建卫道士的残暴行径。同样的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故事情节，在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和现当代人性爱情价值观的各自评判之下，居然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差。这让我们很难分清究竟谁错谁对，因为各个不同时代的道德价值观，是无法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时空的推移而不断变迁之中。或许可以说，《水浒传》中潘金莲和西门庆的评判标准变迁，这只是小说家言的游戏之作。但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社会大转型和文化大变迁，势必对于历史学的研究，产生某种程度的冲击作用。例如，在我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讲授历史课程的老师，给我们讲授了许多诸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的历史故事，使我们从小就培养了敬畏和向往这些民族英雄的文化心理。但是近年以来，由于强调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评判标准，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既然中国历史上的各个不同民族和国家，都是中华兄弟民族的一份子，那么这些兄弟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就只能算是“兄弟不和”“家内斗”。而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他们所面对的“敌人”，都是兄弟民族，因而他们也都不能算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顶多只能算是宋朝和明朝的没落朝廷的“英雄”。如此一来，在新的道德价值观的评判之下，中国历史上所能称得起为“民族英雄”得人物就只剩得寥寥无几了。前些年，记得有历史学者撰写出版了明清之际历史人物《洪承畴传》，这是一部从现代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的视野来重新评判洪承畴这一历史人物的学术著作，全书提出了不少新的学术观点，特别是对于洪承畴促成清王朝这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而这一新的评判观点的提出，显然是与现当代以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道德价值观紧密相连的。其实，关于洪承畴的历史评价，自明清以来就有多次的反复。洪承畴走过了两个朝代，历经过七位君王。崇祯帝为他殉节的谣传“痛哭遥祭”，皇太极亲手为他披上自己的貂裘，顺治帝对他“信之独真，任之独专，用之独久”，康熙帝却对他“大功不赏”。百年之后的乾隆更是将他视为“贰臣”而加以贬斥……洪承畴究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还是明朝最倚重的干城之器？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还是开清第一功勋？是遗泽咸知的夙望贤臣，还是大节有亏的汉奸贼子？这都是四百年来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对于洪承畴这一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并且差异甚大。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不同时代、不同阶层所依据的道德价值观的不同所致。我们在进行高校历史教学的时候，同样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例如关于历史上的一些人物评价，秦始皇、隋炀帝等，在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的认知中，往往被人们视为暴君，施行暴政，残害人民。但是我们在与学生们进行课堂讨论和学术互动时，有的学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秦始皇、隋炀帝虽然说是古代的暴君，但是幸亏有了这些暴君，我们现在才有诸如长城、运河、兵马俑这样傲视世界的文化遗产，才能依托这些文化遗产而开展旅游事业、发展经济。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历史上的暴君、暴政，恰恰为中国的文化传承留下了辉煌的业绩，而反观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所谓明君、良臣，在位时不敢劳民伤财，建构不多，无法给后世留下什么
壮观的东西，因而也无法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做出比较突出的贡献。学生们的这些提问，似乎不无道理，但是让老师们很为难作答。这其中的差异之处，依然是关于道德价值观的不同认知问题。
二、道德价值观的认定应该放到历史当时的时空中去思考
评判中国历史上人物和事件的道德价值观是如此地差异和变迁，那么我们应该持有一个什么样的学术立场？换言之，我们每当需要研究某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时，我们应该依据哪一种道德价值观来衡量呢？
马克思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把研究的对象放到其原来的历史时代、历史背景之中去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时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又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任何东西。”①正因为如此，恩格斯认为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只能仅仅是适应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而不能滥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历史阶段，他说：“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规律。而现代政治经济学大全，只要是由经济学家真正客观地编纂出来的，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赖以存在的规律和条件的总汇，一句话，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规律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②
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联系时，同样强调了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的重要性。他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③
列宁在一系列的论述中，也反复强调了研究历史必须放在一定历史范围之内进行考察的重要性。他在《论民族自决权》中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地。”④列宁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⑤
我们从上引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得论述中，就不难了解到，无论是研究社会的、经济的、精神的、军事的任何历史问题，都必须把这些问题放到它原来的历史时空中去考察，从当时所处的历史时空中寻求它们的正确答案，否则，都将是“庸俗的见解。”都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重温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则之后，我们就不难对于上述的当今历史学研究中的困惑问题，进行清晰肯定而又有说服力的思辨。不论是秦始皇、隋炀帝、汉高祖，还是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洪承畴、林则徐甚至潘金莲，我们都应该把他们各自放到他们所处的历史时空中去考察，运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空所盛行的道德价值观来评判他们。应该十分慎重而不是草率地运用我们今天的道德价值观去衡量古人的历史功过与历史地位。只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的这一原则，我们就依然可以认定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等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我们也可以由此认为秦始皇、隋炀帝等在执政时期确实存在不少的暴政。而不必以当今的道德价值观来予以别出心裁的颠覆评价。
当然，各个历史时代的道德价值观，确实也存在着某些违反人性、阻碍社会进步的糟粕内容。对于历史上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糟粕文化，我们必须理性地予以批判，采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主张的“扬弃”的手段来对待它们。但是如果我们一味地坚持以当今的道德价值观来评判历史上的事件与人物，那么只能混淆历史的正邪是非界限，把历史学研究引入不可知论的深渊。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对于封建社会中某些违反人性的道德价值观例如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欣赏女人缠足等等的社会文化，应予摒弃，但是我们对于那些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烈女、贞女、节妇等，还是应当深怀敬意。
①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12 第 1 版，第 153--154 页。
②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1865 年 3 月 29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12月第 1 版，第 225 页。
③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 年 8 月--1863 年 7 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1 册，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6 月第 1版，第 296 页。
④ 引自《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2 版，第 229 页。
⑤ 列宁：《游击战争》（1906 年 9 月 30 日），摘自《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00 页。
三、建 文帝研究的文化意义
当我们明白了如何运用各个不同时期的道德价值观来研究分析各个不同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这一学术原则之后，回过头来审视近年来兴起的关于明代建文帝的学术研究，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研究所蕴涵的文化意义。
从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观来评判明代前期的“靖难之役”，明成祖朱棣以叔父藩王的身份，起兵夺得侄儿明惠帝朱允炆的帝位，这无疑就是谋反篡夺，是不符合当时的道德价值观的。因此自明成祖夺得帝位之后的四五百年间，许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一直对明成祖朱棣的篡位行为，予以谴责。就连清代官修的《明史》一书中，撰修者在对朱棣的这一行径，也是严词批评：“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①而对失去帝位的明惠帝朱允炆，则普遍怀有同情之心。《明史.恭闵帝.赞》曰：“惠帝天资仁厚。践阼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典章制度，锐意复古。尝因病晏朝，尹昌隆进谏，即深自引咎，宣其疏于中外。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乃革命而后，纪年复称洪武，嗣是子孙臣庶以纪载为嫌，草野传疑，不无讹谬。更越圣朝，得经论定，尊名壹惠，君德用彰，懿哉。”②
在这样的道德价值观评判之下，明惠帝朱允炆与明成祖朱棣的民间形象，形成了高下立判的两极反差。尤其是明惠帝朱允炆在朱棣率兵攻进南京都城的时候，生死不明，所谓“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③明惠帝朱允炆的这种悲惨遭遇，更是引起了民间的普遍同情。于是从明成祖永乐年间开始，各地便已开始出现了不少关于明惠帝朱允炆出走行踪的传说。《明史》记云：“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下狱，阅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戍辽东。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④这些民间的传说，弄得心虚的明成祖朱棣疑神疑鬼，四处搜寻，甚至于郑和下西洋，为了寻找明惠帝朱允炆的下落，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明史.郑和传》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⑤
自明代永乐年间以来，全国各地之所以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关于明惠帝朱允炆出走行踪的传说，究其成因，大致有二。一是从当时的道德价值观来评判，民间普遍存在同情明惠帝朱允炆的文化心理；二是明惠帝当朝时的一部分臣属，对于明
惠帝的不得善终，心怀不平。从“忠君”的道德价值观出发，依然久久怀念故主，甚至于在自己的私家范围内，留下一些难以为外人觉察的怀念设施。在这两种因素的交集下，明惠帝朱允炆的出走行踪遗迹就不能不较为长久地在民间流传下来。
从当时的传统文化“忠孝仁义”道德价值观来衡量，明代永乐年间以来所出现的关于明惠帝朱允炆行踪遗迹的传说，都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如果我们运用现在的道德价值观来考察全国各地所出现的明惠帝朱允炆行踪遗迹传说的这一历史现象，则或许感到有些可笑和缺乏历史学的学术意义。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反复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论述所言，我们今天讨论明惠帝朱允炆的行踪遗迹传说，运用现在的道德价值观来衡量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只能以当时的道德价值观来审视这一问题。那么，我们今天来讨论明代惠帝朱允炆的行踪遗迹传说问题，它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就相当的明显了。
近年来，我们的党和国家对于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都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指示。关于明惠帝朱允炆行踪遗迹传说的现象既然在当时的道德价值观氛围之下，是值得肯定的，即使是在我们现代的文化氛围中，也基本上不存在什么负面的影响。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尝不可把明惠帝朱允炆行踪遗迹传说的文化现象，来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内容呢？我想，福建省宁德市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上下一心，努力把这一地方的有关明惠帝朱允炆行踪遗迹传说作为一项文化事业来建设，善加整理维护，广为宣传。从目前所搜集到的建文帝史料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看，与其他地方的关于建文帝的史料搜集和研究的程度相比，宁德市的地方文史工作者们无论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较为领先一大步。因此我认为，宁德市关于建文帝的史料搜集和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明代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与进步。更为重要的是，宁德市的这一文史举措，无疑又是响应党和国家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大力振兴地方文化的一个具体举措，我们应予充分的肯定！
① 张廷玉：《明史》卷 7，《成祖三.赞》。中华书局标点本 197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05 页。
② 张廷玉：《明史》卷 4，《恭闵帝》。中华书局标点本 1974 年 4 月第 1 版，第 66 页。
③ 张廷玉：《明史》卷 4，《恭闵帝》。中华书局标点本 1974 年 4 月第 1 版，第 66 页。
④ 张廷玉：《明史》卷 4，《恭闵帝》。中华书局标点本 1974 年 4 月第 1 版，第 66 页。
⑤ 张廷玉：《明史》卷 304，《宦官一》。中华书局标点本 1974 年 4 月第 1 版，第 7766--776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