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理论与实践研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新发展理念为绿色金融理论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方向指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发展绿色金融提出了迫切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绿色金融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资金规模持续增加，产品和服务创新日益丰富，环境效益逐渐显现，国际合作扎实推进。但在标准制定、管理工具、风险定价、信息披露、机构建设、市场环境以及监管激励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和问题。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将发展绿色金融作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断增强绿色金融的可持续性和发展活力，持续提升绿色金融服务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质效。发展绿色金融，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也是我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新举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体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反映全球趋势和开放合作的系统性绿色金融中国方案，为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贡献中国智慧，既有助于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和加强绿色金融国际交流，也能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的金融形象。敬请阅读。
一、绿色发展思想溯源和创新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绿色发展的基本立场 1. 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形成于工业革命上升时期。机器生产在促进工业发展和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同时，由粗放生产方式造成的自然破坏和环境污染也逐渐显现。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视资源环境保护和无序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予以了强烈批判。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明确表明其绿色、生态观点，但其哲学和经济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深厚的生态文明价值主张，主要体现在：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哲学基础。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生态环境问题中最原始、最根本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先于人和人的意识而存在，“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类生产劳动和生活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源于自然界的供给，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伴而生，共处于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之中。
工业革命时期粗放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对利润的无度追求和对资源的无节制攫取是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
主要原因。马克思指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恩格斯通过对工人工作环境的观察，指出“它（乌培河）那鲜红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是完全源于许多使用土耳其红燃料的染坊”，而工人则“在低矮的房子里劳动，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强烈批判了掠夺式资本主义粗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罔顾工人阶级生命健康权益的剥夺行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与反人道主义特点，而且充分表达了对工人阶级生存发展的深切关怀和对自然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惋惜。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性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理应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
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环境和发展的矛盾。马克思认为协调人、自然与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提出要完成“使自然界真正复活”、“使任何自然矛盾真正解决”的历史使命，就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现完全变革”。因此，从根本上解
决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善于运用改革办法推动体制机制和制度变革，选择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
2. 列宁的基本立场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和生态思想，进一步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过度消耗自然资源、肆意破坏生态环境和剥夺劳动者发展权益进行了批判。列宁强调在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要认识、尊重和利用自然规律，注重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主张对资源进行循环利用，这是较早的循环经济思想。列宁还十分重视人的作用，号召在资源与环境保护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团体的主观能动作用，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
列宁用发展的眼光剖析资源环境问题的动态性和蔓延性，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深了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程度，而且在其帝国主义理论中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的扩张也造成了对殖民地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资源危机，鲜明地指出帝国主义给整个世界生态环境带来不可逆的灾难。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为我国驳斥当前西方国家模糊生态环境问题根源、撇清生态环境问题历史责任
和将责任转嫁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本质和企图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系统的生态文明思想（方兰和陈龙，2015）。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万物共生同处的依存关系，在我国历史上和哲学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自然规律不可违背，要“知天”、认识自然规律，更要“畏天”、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的就是道、天、地、人之间的有机统一和自然生态平衡。
仁爱万物的伦理观将伦理行为推广到所有生命和非生命形态，把尊重、保护自然纳入道德层面、提升至博爱仁义的高度。“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仁者不光爱人，仁者更爱万物，万物一视同仁。
天道生生的价值观指出自然界万事万物的产生、演变和发展都是遵循一定规律的，生命的生生不息，是自然之“道”和“德”。“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四者不失其时，故五谷
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等思想都阐发了天道生生的价值观。
知行合一的实践观揭示了思想和实践必须相结合，“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为知”，思想产生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两者只有密切结合，才能创造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哲学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理论和实践视角将中国的发展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相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系统性地提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博大精深，内容十分丰富，可以尝试概括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民生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法治观，建设美丽中国的全民行动观，共建全球生态文明的全球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从唯物论上，一是坚持自然界的基础性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强调要“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二是遵循自然规律，坚守生态红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红线是国家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制，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三是充分发挥意识能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四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从辩证法上，一是提出生命共同体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性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应对气候环境领域挑战，守护好这颗蓝色星球”。二是坚持科学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要全面推动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三是强调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对立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从认识论上，一是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二是强调生态决定文明兴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三是坚持生产生活方式的协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
二、国外应对环境、气候与资源问题的主要实践
（一）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失衡 1962 年，《寂静的春天》批判了美国 20 世纪 50 年代通过破坏自然环境、滥用化学药品等手段追求经济增长的粗放发展方式，引发社会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极大关注，致力于推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各种环保组织纷纷成立。1972 年，《增长的极限》首次提出地球极限和人类社会发展极限的观点，日趋枯竭的自然资源和地球有限的吸收工农业废弃物排放能力难以承载过度的人类活动，世界经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赤字，努力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发展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共识。1984 年，印度博帕尔美国联合碳化工厂重大化学品污染事故的发生，促使美国国会开启实施《紧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法案》（EPCRA）和《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RI），要求相关行业登记并定期报告 650 余种化学品的排放地点和排放数量。20 世纪 90 年代初，智利 Pangue 水电工程项目引发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促使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IFC）关注应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能力建设。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人类活动是造成当前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二）发达国家应对环境、气候与资源问题的行动
美国是较早制定专门针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和开始排放权交易理论研究的国家。1934 年，美出台的《证券法》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环境负债、遵循环境和其他法规成本等信息。1980 年，颁布的《超级基金法》规定企业要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承担污染场地修复费用，减少污染场地对公众健康和环境的不利影响。欧盟已形成一套较完善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采用强制披露为主、自愿披露为辅、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的方式。《奥胡斯公约》《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等级制度议定书》提出了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制度。2014 年，欧盟修改审计指导原则，要求超 500 名员工的公众企业在审计报告中要披露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信息。英国是较早实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国家之一。1985 年，《公司法》明确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1990 年，《环境保护法案》要求有污染的企业必须在报告中披露环境保护的行动。2015 年，英国政府发布新环境报告指引，推动实施强制性披露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法国新《环保法》要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环境和社会业绩方面的信息，报告必须由独立第三方机构进行核实，第三方机构须获法国授权委员会授权，或欧盟合作组织设立的具有多边认证协议授权机构的授权。新加坡规定特别耗用能源公司须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和能源耗
用、管理战略及节能计划。澳大利亚要求公司遵守“不遵守就解释”原则，披露重大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风险以及管理措施。
（三）国际组织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举措 世界银行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环境与社会框架。国际金融公司按 A、B、C、FI 四类对项目进行划分，确定项目环境与社会风险最低标准，作为信贷决策的重要条件。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公平性、持续性和共同性为基本原则，注重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环境与发展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