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
Document number：PBGCG-0857-BTDO-0089-PTT1998
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
1 引言?
居住与就业的空间组织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从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入手，可为进一步认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化、揭示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城市结构的合理组织提供参照。欧美等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早于我国很多，对城市结构问题的研究无论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领先于我国。如 Duncan 在 1956 年发表的论文中就关注到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之外，收入因素对芝加哥居民职住分离现象的影响[1]；1968 年，Kain[2]发表了一篇着名的关于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SMH)文章，引发了大量的学术讨论。在 2007 年Urban Studies 刊登的一篇有关 The Mechanisms ofSpatial Mismatch 文章中，Gobillon[3]引述的相关研究成果就达 156 篇，由此可见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在西方为众多领域学者所重视。?
在对于“空间不匹配”的研究中，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视角有所不同，但城市化过程(包括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对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的影响却是众多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4]。有学者从交通和居民职住分离现象的联系入手，对城市结构演变和居民职住分离的关系进行研究，如 Clark 和 Burt 指出交通成本对居民职住分离现象的影响随城市扩张而加剧[5]。此外，近年来一些学者更加关注房价、租金、交通等经济因素的对职住关系影响[6,7]。?
一些旅居国外的华人学者对西方有关职住分离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介绍促进了国内学者对职住关系问题的关注，如丁成日着重从就业中心的集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来说明职住分离现象随城市结构变化的演变，并介绍了国外一些典型城市的实证研究成果[8]。周江评则介绍了美国学者对空间不匹配问题的相关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认为国内城市中的大规模拆迁和房地产开发所导致的城市空间格局重新分布，也会引起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现象，并可能带来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问题，需要引起有关学者和政府决策者的注意，并且指出目前国内学者在这个方面的研究还很有限[9]。?
相对于国外较多的理论研究，国内有关职住关系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实践研究层面。如随着中国住房政策的改变，大量研究针对居住区位的变迁和居住区位选择，对城市结构的变迁和社会、经济因素对居住区位的影响作了深刻的揭示[10-13]。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城市发展的实际对我国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现象进行研究，如柴彦威以兰州为例，对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等造成职住关系的演进进行了分析，认为职住分离会加剧[14]。但也有研究认为中国城市居民职住分离并不明显[15]。周素红等以广州为案例,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分析了广州市居住就业空间组织模式，并认为历史因素、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是形成居住就业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16,17]。还有一些学者对郊区化发展和职
住分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冯健等在研究北京城市居民迁居行为时，特别对职住分离的现象也给与关注，认为北京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十分普遍[18]；宋金平等的研究则认为，随着住宅郊区化的大规模发展，北京也出现了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造成低收入阶层通勤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导致交通拥挤、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19]。?
孟繁瑜等以北京市不同区域内 3 个社区实地调研为基础，认为北京市内存在双重的城市空间失配现象——城市郊区社区居民的主要工作岗位集中于市区内部和城市市区社区居民的工作岗位郊区化，并指出两种空间失配现象导致了就业人员通勤过程中的高昂通勤成本,并有带高失业率的隐患[20]。一些学者也关注到开发区的大规模建设所带来的严重的职住分离问题[21,22]，并从规划的角度提出进行开发区的职住平衡概算[22]。还有一些学者从交通与出行的角度，通过职住空间关系、上班出行距离、上班出行交通时间等方面的分析，对城市居民的职住分离问题进行了研究[23,16]。?
但由于我国城市居民住房市场化运作时间相对较短，国内学者对于城市空间结构中居住结构和就业空间结构的空间错位现象的关注却相对较少[12,17]。事实上，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城市居住—就业空间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居民职住分离现象日益突出，对城市建设和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一些大型和特大型城市中，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空间范围迅速拓展，人口及产业不断外迁，城市空间结构演进非常迅速，对城市研究和城市管理都带来新的挑战。本文选择以北京这一人口规模庞大、社会经济变革迅速的特大城市为实证研究对象，从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角度审视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探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城市内部居住结构和就业的空间组织过程。?
2 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
目前对职住分离问题研究主要采用人口普查数据和经济普查数据[18]，但这些数据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并且数据是以街道为单元汇总，在中观乃至宏观尺度上比较有意义，但是对于更微观层面的解释缺乏足够的支持。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为主，结合相关统计资料来进行研究，既可以和其它学者研究成果相互补充，也有利于发挥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技术的优势。?
问卷设计与调查本次调查是结合对宜居北京问题研究共同开展的，按照人口密度的分布，采用抽样调查方式进行。?
调查区域范围以城八区为主，包括回龙观、天通苑、通州城区、大兴城区和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部分边缘城区的重点地区。问卷针对被调查者的居住现状和工作情况等信息设计若干问题，如调查对象上下班需要的时间及所选择的交通工具，是否搬过家以及搬家原因等。调查问卷中还包括了被调查者的年龄、收入水平、家庭结构、职业状况等问题。其中为了确保居住、工作地的准确性，并能够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对相关资料进行空间分析，特别请被调查者在问卷的地图中明确标出，在后期加工中将相关数据录入到地理信息系统中。?
调查基础数据说明本次调查
共发放问卷 11000 份，回收问卷 9112 份，回收率为 83%；其中有效问卷7647 份，回收有效率为 85%。?
在所有有效问卷中，有 6677 份问卷在图中标注了居住地，有 6096 份问卷标注了工作地，因此，在涉及到空间分析过程时，有效样本数会有所差异，论文中不再单独指出①。?
本次问卷调查数量较大，调查群体包括北京市各阶层的人群，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 1。?
3 北京居民职住分离的现状特征?
通勤时间分析?
3.1.1 通勤时间总体较长，通勤时间偏长人群比重较高通勤时间是衡量居民职住分离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计算，北京居民平均通勤时间约为 38 分钟(表 2)。?
据美国 2005 年人口统计局(Census Bureau)的数据，2005 年美国人的日平均通勤时间是分钟，而在2000 年，美国人日平均通勤时间为分钟，相比较这一时间略有下将。在2005 年，费城地区的通勤时间是全美第一长，为分钟；纽约地区的通勤时间是全美第二长的，为分钟；华盛顿地区派名第三，为分钟②。与美国主要城市相比，北京居民的通勤时间较长。?
在对通勤时间做出有效回答的 6677 份问卷中，通勤时间少于 30 分钟的有 2344 人，占%；通勤时间为 30~40 分钟有 1424 人，占%；通勤时间为 40~60 分钟轻微存在职住分离现象的人数为 1432，占总数的%；通勤时间为 60~90 分钟的职住分离比较严重人数为 965，占%；还有部分人群的职住分离问题非常严重，即通勤时间超过 90 分钟有 512 人，占%。由此可见，北京市居民中，只有 35%左右居民通勤时间在 30 分钟以内，北京居民的职住分离现象十分突出。?
3.1.2 通勤时间空间差异明显由于北京城市存在同心圆扩散的趋势，北京居民的通勤时间在空间上也存在明显差异。?
职—住分离和居住及就业地的选择都有关系，因此需要分别从居住地和就业地的角度对不同区域的居民的通勤时间进行比较(表 3)。从居住地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在区县尺度上空间差异存在以下特点：第一，北京市规划外围的大型居住区如天通苑和回龙观地区的居民通勤时间显着较长，反映出城市人口郊区化加剧了北京市职住分离，这一现象需要在城市规划中加以认真研究。第二，北京内城四个区的居民的通勤时间较平均值略高，主要是由于内城存在突出的交通拥堵情况。第三，在近郊的四个区中，丰台和石景山区的居民通勤时间明显高于海淀和朝阳区，并且也高于平均值，反映出这几个区县在城市功能分区中的差异。第四，通州城区、大兴黄村等卫星城镇的居民通勤时间较平均值稍低，体现了卫星城镇的作用。第五，亦庄作为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有大量的居住建设用地，因此，此地居民的通勤时间和平均值非常接近。?
从就业地角度出发，发现居民的通勤时间在区县尺度上差异明显增加(表 3)。?
第一，北京市规划外围的大型居住区—天通苑和回龙观地区的就业人群通勤时间差异显着，这和这两个区域内部情况有关，天通苑几乎就是一个纯粹的居住区，居住人群中拆迁来此较多，就业机会少，因此，在规划大型居住社区时，需要考虑相关就业机会的问题。?
第二，北京内城四个区的就业人群通勤时间较平均值略低，这些区域就业机会集中，基础设施也很好，但由于近些年的旧城改造，部分居民外迁，客观上增加了通勤时间。?
第三，在近郊的四个区中，石景山区的就业人群的通勤时间明显高于周边几个县，并且也高于平均值，反映出这石景山区在城市功能分区中的差异。第四，在通州城区、大兴黄村等卫星城镇的就业的人群通勤时间教平均值为低，说明在此地就业人群的职住分离情况较为不明显，这也体现了卫星城镇的作用。第五，亦庄作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机会较多，也有大量的居住建设用地，在此地就业的人群选择就近居住的可能性较高，因此，在此地就业的人群的通勤时间较平均值低很多。?
进一步在街道尺度对北京居民的通勤时间在空间上的差异进行分析，分别制作了以居住地和就业地为参考的通勤时间专题地图(图1)。?
在图 1a 中，北京居民的通勤时间整体存在由内向外的递增趋势，这和北京的城市结构关系密切。类似同心圆的城市结构和环路为主的道路格局在客观上会加剧“摊大饼”状的城市扩张，在居民的通勤时间上也会体现类似的空间形态。另外，整体上可以看出，内城地区的东、西城的多数街道和朝阳、海淀的城近郊区大部分街道的居民通勤时间低于平均水平的 38 分钟，也较外围地区为短，但在城市西南部分地区街道居民的通勤时间则高于平均水平，北京城市发展的南北不平衡也在居民的通勤时间上体现出来了。图 1b 反映的是在不同区域就业的人群的通勤时间的空间差异。由于北京就业机会大量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域，但这些区域居住成本较高，人口的郊区化在北京已经非常明显[18,19]，因此，在图 1b 中，整体上可以看出内城地区大部分街道的就业人群的通勤时间已经高于平均值。随着朝阳和海淀区经济快速发展，就业机会近年增加较快，海淀和朝阳的城近郊区部分的居民通勤时间低于平均水平，更远一些的街道又表现出通勤时间较长，也表现出存在一种环状结构，这也和北京环路为主的交通体系存在一定的关系。居民居住—就业的空间匹配分析职住分离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城市中居住功能和就业功能的空间上差异造成的。而这种不同功能分区在客观上最主要受到土地租金成本的影响，因此，很多学者研究了城市中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和居住空间分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所谓的“三大古典模式”[8]。本研究主要利用问卷调查资料，从微观个体入手研究北京居民的居住—就业的空间匹配问题。?
3.2.1 存在明显的居住/就业集聚区在空间聚集分析中，首先通过定义一个“聚集单元”(cluster)的“极限距离或阈值”，然后将其与每一点对的距离进行比较，当某一点与其它点(至少一个)的距离小于该极限距离，该点被计入聚集单元?
。也可以指定聚集单元的点数目来强化聚集规则。以此类推，可以得到不同层次的热点集聚区。具体的计算过程参看所采用的软件 Crimestat 的介绍[24]。利用空间聚集技术，对问卷中就业地进行空间集聚分析，得到北京市就业的一阶(first order)热点区(图 2a 中一级集聚区)和二阶(second order)热点区(图 2a
中二级集聚区)。研究图 2a，可以发现北京市就业密度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西长安街以北，即“北城”，并且主要是在四环以里，这些区域既有北京重点发展的产业集聚地区，如金融街、中关村地区；也有一些是北京商业中心，如前门—东花市地区、甘家口地区等；这些区域成为大量就业人员集聚地区自然不足为奇。图 2b 中主要反映北京市居住集聚区域，可以看出不管是一级还是二级集聚区，都是北部区域分布较多，并且大多在主要交通干道附近。?
3.2.2 部分区域就业/居住集聚区的空间错位显着将居住集聚区和就业集聚区叠加到一起，得到图。?
可以看到两种集聚区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的吻合性,这种吻合说明从城市功能分区角度来说，大部分就业岗位集中的区域附近能够提供居住机会，因此，北京城市功能分区在演化过程中保持了其合理性。但是，在城市中心地区也可以看到金融街和西长安街地区是显着的就业积聚区，并不存在明显的居住集聚现象；另外，也可以发现总体来说居住集聚区较就业集聚区更加向城市外围延伸，尤其是在望京地区等，区域功能以居住为主，职能相对单一，因此居住和就业的集聚区还是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由于城市功能分区是合理城市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就业和居住集聚区的错位也不能简单地以好或者是不好来评价。?
通勤流向分析?
3.3.1 不同区域通勤流向分析就业人群的通勤方向反映了城市结构中功能分区的空间格局，通过对就业人群的通勤方向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揭示城市居民职住分离和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为在政策层面和城市规划层面考虑职住分离这一问题提供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研究北京就业人群的通勤方向时，本文还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分别查询出居住在不同区域内样本数和就业样本数，并特别将居住且在本区域就业样本数也计算出来。然后利用公式 1和 2 计算出各个区域的外来通勤比例和外出通勤比例(表 4)。?
外来通勤比例=就业样本-居住且在本区域就业样本就业样本?
(1)外出通勤比例=居住样本-居住且在本区域就业样本居住样本?
(2)首先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对各区县的定位看，首都功能核心区的东、西城和崇文区的外来通勤比例较高，这些区域是主要的就业引力产生区域，表明首都功能核心区在担负城市就业职能中的重要地位。?
但宣武区有些特别，其就业吸引力表现较差，其中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核心区的外出通勤比例较高均超过 70%，这和目前北京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较高有很大关系。?
在城市功能拓展区中，外来通勤比例明显降低，其中海淀和朝阳外来通勤人口和外出通勤人口比例都比较较低，一方面和这两个区域面积较大、人口较多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两个区就业机会和居住机会也都比较好，这两个区域在城市职能中体现出综合性的特点。丰台区的外来通勤人口和外出通勤人口比例都较中心城区为低，但也比海淀和朝阳稍高，这和丰台区位有很大的关系，也说明丰台区实际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拓展地区。石景山区较为特殊，从就业情况看，这一区域和城市中心区域的融合非常迅
速，这和近几年对石景山地区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有较大的关系。?
在外围的城市发展新区中，虽然调查数据不是针对整个区范围，但也可以看出不同区域在城市职能分工中的地位存在显着差异，比如回龙观和天通苑的就业功能太弱，居(a)就业地(b)居住地(c)居住—就业集聚区域差异分析住功能太突出，造成外出通勤人口比例非常高。通州新城和黄村的“居住—就业”?
功能虽然相对平衡，但外出通勤人口比例也是比较高的，说明作为卫星城镇的功能是需要进一步强化的。亦庄经济开发区的数据表明，这一区域的“居住—就业”?
功能和其开发区的性质还是非常接近的。?
根据各个区县通勤流入流出地的关系，可以将各区县分为双向通勤流比较平衡、单向外出通勤流为主、单向外来通勤流为主等三类，其中双向通勤流比较平衡又可以划分为通勤比例较高和通勤比例较低两个子类。通过对表 4 的分析，可以发现城市功能核心区和功能拓展区基本属于双向通勤比较平衡区域，其中城市功能核心区表现为通勤比例较高，而功能拓展区则表现为通勤比例相对较低，但是在这两个类型功能区中都存在例外的情况。而外围的城市发展新区则由于新区的定位的差异导致单向外出通勤流为主和单向外来通勤流为主的区域都存在。总之，通勤流反映了城市结构的变迁过程，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
3.3.2 居住—就业人口矩阵分析为进一步研究通勤人流的流向，可以构建分区域的“居住—就业”人口矩阵，来体现通勤人流的方向和强度(表 5)。?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可以计算出每个就业样本就业所在的区域及其居住所在的区域，然后在 Excel中进行数据表的透视分析，可以得到类似表 5 的“居住—就业”人口矩阵。其中，每个单元格表示的是该列所对应的区域的就业人员居住在行所在的区域的人口数。因此，这一矩阵反映的是外来的就业人群的通勤强度和通勤方向。?
比较表 4 和表 5，表 5 中可以详细地看出每个区域外来的通勤人口来自哪个区域，比如在东城区的 483 就业人口样本中，有 72 人居住在本区，其他多居住在相邻的几个区域，但也可以看到距东城较远的石景山、大兴等区域也有人群来此区域就业，反映出城市核心区的辐射半径是比较大的。而通州新城和大兴黄村地区的辐射半径则明显较小。?
也可以进一步计算街道尺度的“居住—就业”人口矩阵，但是其表格太大，反而难以发现其中的规律。实际上，对于目前单中心城市结构突出的北京市来说，城市通勤人口的“郊区—城市”应该是其主要通勤方向，因此可以将街道尺度和区县尺度综合，得到“市区—郊区”尺度下的通勤方向和强度示意图(图 3)。在图 3 中，除了将中心城区四个区作为市区，还将海淀等四个近郊区的所有街道列为市区，而将其它名为“乡”或“地区”的行政单元列为郊区。图 3 的箭头指向表通勤方向，而宽度则代表了通勤人数即通勤强度。?
在图 3 中可以明显看到，向心型的通勤流是主体，在靠近中心城区的部分地区，也存在一定规模的外向型通勤流。城近郊区向市区的总的通勤率在 41%，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而市区向城近郊区的通勤率则为
17%，显示出北京目前市区的就业中心地位无可动摇。当然也可以看到通州新城和大兴黄村以及亦庄开发区等卫星城镇，其向市区的通勤率是比较低的，这些区域在承担分散市区就业功能方面是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北京城市规划中也将近郊区县列为城市功能拓展区，说明北京城市化的步伐正在改变城市的形态和城市的空间结构。?
4 结论?
职住分离现象在城市化进程中日渐加剧，在城市结构、城市规划、城市社会学等多个领域都对此问题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本项研究中，主要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资料，对北京市居民的职住分离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并且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空间分析方法的优势，深入分析了北京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大量的实际问卷证明，北京市居民平均单程通勤时间为分钟，单程通勤时间在 40 分钟以上的人数比重也高达%，这些数据和国内外特大型城市相比也是比较严重的，因此可以说北京已经存在显着的职住分离现象，加强对职住分离问题的研究十分必要。?
(2)北京市职住分离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职住分离现象和城市结构及城市功能分区存在密切联系。城市发展阶段对职住分离的演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北京城市功能分区和城市空间结构的改变可能加剧城市居民的职住分离问题。?
(3)北京市区存在明显的的就业集聚中心和居住集聚中心，并且由于土地租金和城市规划等因素的影响，就业中心和居住中心存在空间上的错位现象。?
(4)北京城市居民的通勤流依然以向心流为主，但是已经存在一些逆向通勤流现象，表明北京城市化的扩展，造成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空间组织特征还在不断演化中。本研究对于大量问卷资料信息的深入挖掘有待加强,另外，虽然研究中注重了地理信图 3 北京城区—郊区通勤方向和强度示意图息系统技术和空间分析方法的应用，但定量分析职住分离和相关因素之间关系依然缺乏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职住分离内涵的理论研究，探讨职住分离的驱动力，为进一步模拟和预测北京城市居民的职住分离提供可能。?
摘要：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选择北京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在近万份实际调查问卷数据基础上，从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角度审视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和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北京城市居民单程通勤时间为 38 分钟，其中通勤时间超过 40 分钟的人群比例为%，可见北京市居民职住分离程度比较严重；同时，从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角度都可以发现北京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在区县尺度和街道尺度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而言城市中心区域职住分离情况好于郊区，在郊区中重点开发的卫星城镇工作机会较多，在这些区域就业者的职住分离问题并不严重；而一些重点建设的大型居住社区由于功能过于单一，这些区域的居民职住分离问题十分突出。集聚分析表明，北京市存在明显的就业和居住集聚区，并且两者在空间上的错位比较明显；对城市居民的通勤流向的分析表明，向心流还是主体通勤方向，但也存在一定比例的逆向通勤，表明北京城市化过程中居民职住分
离的空间组织特征正在逐渐演变。?
关键词：职住分离；城市空间结构；空间分析；北京